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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(四)

时间:2016/12/9 16:01:19      作者:      来源:学习时报

    采访对象:戴明,1952年生。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,住同一孔窑洞。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,曾做过教师、科技副县长,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,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(正处级)任上退休。

    采访日期:2016年6月6日

    采访地点: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

   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,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“关”

    采访组: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,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,您还有哪些记忆?

    戴明: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,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,虽然强度没那么大,但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,大部分也都会用。但到了陕北农村,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,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。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,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“关”。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,尚且不容易,对十五六岁的近平,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

   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,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,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。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,送来的饭,几口就吃光了。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,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。近平也经常摔跤,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。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,身体上占优势,而农村青年力气大,经验丰富,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。那段时间,通过一起劳动,一起玩耍,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
   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,但只要努力干活,他们都非常鼓励。劳动的时候,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,他们就会说:“好后生!今天到我家吃饭去!”有一天,我干得不错,“会儿”的父亲就跟我说:“戴明,今天到我家吃饭去!”

    采访组: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?

    戴明:我们刚到梁家河的时候,生产队跟我们商量:你们对干农活毕竟不熟练,但是无论干得怎么样,只要努力干了,不看结果,每个人都给你们8分。

    当时,村里的婆姨平均给8.5分,我们比婆姨都低,就不服气,去找队长据理力争:“毕竟我们都是大小伙子,技术虽然不行,但力气还是有的,比婆姨都低0.5分,实在没法接受!”队长很好说话,就说:“那好,你们也是8.5分。”

    但我们每天实际拿到手的,还只是6.5分。不过,这就不能怪队长了,只能怪我们自己懒。每天的8.5分里面,早工占了2分。但早工的时间实在太早了,每天凌晨四点就要上工,那个时候我们都起不来炕。

    但我们还是想挣这两个工分,队长就说:“你们又不出早工,这两个工分咋能给你们嘛?”我就说:“你又不叫我们,以后早上你叫我们去上工,我们要挣工分。”队长说:“那好,明天就叫你们。”我们在北京上学时,即使家住得远,早上也就是六点半起床,住得近的,七点起床,基本上睡眠都够。这一下四点钟起床,我们实在适应不了。当时是冬天,本来就睡不醒,四点多钟,天还是黑的,天上星星月亮还都有呢。

    采访组:队长来叫你们上早工了吗?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?

    戴明:第二天早上,队长就来叫我们了,他和我们窑洞隔着一条河沟,要是绕过河沟走过来,路很远,要很长时间。于是,就站河沟对岸朝我们窑洞喊:

    “京生儿——喔——”

    “戴明儿——喔——”陕北的这种地貌,黄土高原,经流水冲击,河沟纵横交错,所以人们经常隔着一段距离喊话。喊话的时候,乡亲们会带儿化音,会用高音,又会拉长音,所以显得嗓音很嘹亮。但队长喊了一阵子,我们的窑洞里没有反应。当时我们睡得都正香呢。隔了一小会儿,队长又喊一次。队长憋足了劲,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挨个儿喊了一遍,声音非常嘹亮,穿透力很强,我正在做梦呢,就被喊醒了。但我们选择了继续睡。

    等白天上工的时候,我们见到了队长,队长一脸铁青。我就故意说:“哎!队长,你怎么不喊我们?早工误下了吧!”队长用沙哑的嗓音气愤地说:“还说没喊你们?我都快喊岔气了。”

    这位队长对我们知青非常好,带我们劳动,教我们生产技术,也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,可惜他早已经去世了。后来,我们这几位知青互相联系,回忆起这件事,在哈哈大笑的同时,也感慨当年我们的少不更事,以及梁家河的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北京娃娃的诚恳和宽厚。

    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

    采访组: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?

    戴明:当时插队的时候,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,抗压能力比较强。这个抗压,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、体力上的压力,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。

   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、受批斗,被下放到河南,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;而近平本人,成分是“黑帮子弟”,这样一来,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——征兵、招工,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。所以,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,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。

   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、寄钱,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,明显对他的“支援”就比较少。但是,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,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,更不抱怨什么,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,由此可以看得出来,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,他从不向困难低头。

   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。他有了想法,有了思路,就一定要仔细研究,一定要把事情做好。后来,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,带领大家建沼气池,创办铁业社、缝纫社,我一点都不吃惊。因为,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,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,有强烈的上进心。

   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。那时我们闲得无聊,肚子又饿,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。我们说:“近平,走啊,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!”但是,近平不去,他就坐在那里看书,他说:“我就不去了,你们弄到吃的,给我带回点来吧。”

   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,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“痴迷”在阅读和学习之中。他碰到喜欢看的书,就要把书看完;遇到不懂的事情,就要仔细研究透彻。当时,我并不觉得什么,现在想起来,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,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,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,能踏下心来看书、阅读、思考,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,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。

    采访者: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,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,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?

    戴明:人的经历不同,想的东西不同,对人的影响不同,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。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,给他对社会、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他通过劳动,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。那时,农民的希望和诉求,就是吃饱肚子。而农民生活的困苦,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。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,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,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。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,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。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,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,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。

    我们知青下乡,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,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,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,“听毛主席的话”。下去之后就发现,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,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。他们教我们劳动,帮助我们的生活。所以,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,就会生活得很艰难。因此,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,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:要依靠老乡,要与老乡好好相处,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。否则,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,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。

   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。别的地方不接纳他,陕北接纳了他,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。在近平插队期间,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,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,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,摘掉了“黑帮子弟”的帽子,逐渐发展成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,这就为他后来入党,当村支书,被清华大学录取,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可以说,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——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。

    在插队期间,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。反过来看,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,我们的书本,我们的科学文化,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……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,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   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,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。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,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,有灌溉井,有铁业社,有缝纫社,有代销点,有磨坊……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,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,变得红红火火,一片生机。所以,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,村里人依依不舍,全村出动去送他。

   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,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。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,是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书名虽然是“简编”,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。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。对我而言,大概就是读过了,了解了历史,丰富了知识。而对于近平来说,他就会有思考、有借鉴、有批判。可以说,他的执政理念,他的思想,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。

    从实践层面说,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,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,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、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,又主动回到基层,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……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,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。基层群众想什么,渴望什么,面临的问题是什么,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,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……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,但本质是相同的,那就是:群众需要什么,群众想要怎么办,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。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,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,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。

    经过知青岁月,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。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,都会觉得很知足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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